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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文学应该写点失败者的故事

来源:北京晚报 | 陈梦溪  2018年06月19日08:12

《书乡周刊》:小说名字是《借命而生》,这里的“借命”是指什么?

石一枫:从人物关系上最直接说是姚彬斌把他的命借给了许文革,牺牲自己救了兄弟。升华一点说是杜湘东向与他有经历交割、有关系的人借命,再形而上地说,我们每个人活着都不是完全为自己活,一部分是为了别人而活着,每个人的生命与别人都有交集和分享,都是“借命而生”。

《书乡周刊》:为什么会想到写一个三十年前(1988年)警察和逃犯的故事?

石一枫:一次无意间我看到一个信息,1992年版刑法比较严格,1997年又颁布了修改后的刑法,说过去犯罪的人,新刑法之后才被抓住的,判决的依据是“从轻不从重,从轻不从旧”。于是我生出了一个小想法:假如有个人(上世纪)八十年代犯了罪,2000年才被抓住,那他会不会少判很多年?虽然判地轻,但这么多年一直在当逃犯,他的生命到底是值了呢,还是亏了呢?我就想把它构思成一个小说。当然落实到创作上,写一个传奇的逃犯反而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写作过程中发现,其实写抓逃犯的警察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样警察就成了主角。

《书乡周刊》:故事主角警校毕业的大学生杜湘东被分配到了北京郊区的“第二看守所”,小说里写“那时的北京,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边缘的山底下”。你对那边熟悉吗?

石一枫:其我是爷爷奶奶来北京的,第三代,有资格说自己是北京人,但不是“老北京”。我小时候去南边不多,多数了解是靠查资料,比如小说涉及到每个年代的监狱生活、法律条文、警察管理条例,还有城南一些国企工厂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要查资料,甚至犯罪分子写的自白。现在网络时代查资料很方便,尤其一些视频资料。

《书乡周刊》:有评论称这部小说是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石一枫:这个故事和《肖申克的救赎》有相通的地方,也是讲一个越狱和逃犯的故事,这是表层的,当然我自己没有史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赎》作者)那么伟大。更深层地说,《肖申克的救赎》讲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中也不放弃,仍然向命运求生,小人物也想要做英雄。我的故事里,杜湘东等人也是因为没放弃,成了另类的英雄。

《书乡周刊》:杜湘东用一辈子去追捕这个逃犯,虽然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对自己的坚持有了交代。在你的小说里似乎很少有成功者?

石一枫:讲成功者的故事的地方太多了,文学还是应该讲一些失败者的故事,普通人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

《书乡周刊》:这部小说中杜湘东的妻子是个比较强势的女人,你的作品中女性人物都算“力量型”的,比如《世间已无陈金芳》的陈金芳,《营救麦克黄》的颜小莉,《特别能战斗》里面的北京大妈。

石一枫: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可能我印象中的女性都是很坚强、很勇敢,很有能力的人。有些作家可能会比较喜欢塑造柔弱如水的女性形象,可能那样的人比较自信。我是因为自己在女性面前没太多自信,所以我概念中的女性都精神强大。

《书乡周刊》:与你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等作品相比,这次写作似乎不再有以往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变得严肃起来,你在有意做这样的转变吗?

石一枫:这是一部第三人称的作品,不是以“我”的视角叙述的,其次这是一个警匪的作品,小说本身的主题比较宏大和严肃。这些都不太适合那种插科打诨的方式,幽默自然就少了很多。该嬉皮笑脸的时候就嬉皮笑脸,不该嬉皮笑脸的时候就得正经了,说什么事用什么腔调。作为一个写作者,多掌握一两种腔调是必须的,我对自己(能掌握)也比较欣慰。

《书乡周刊》:这是你第一次写第三人称的作品?

石一枫:《借命而生》对于我而言,刚开始是想解决我在写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人写作到一定程度,都会存在一两个问题,比如有的男作家写女的不像,女作家写男的不像,我的问题是写第三人称不灵,必须得通过“我”盲目式地写,由“我”去看别人。《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由“我”去看陈金芳,《地球之眼》是由“我”去看安小男,《心灵外史》是由“我”去看大姨妈。这几部作品可能比以前的第一人称更“狡猾”一点,“我”更复杂,有些文人气息,这样可以让小说更复杂,但本质上是我不能写第三人称,这是我的最大的问题。你要是觉得自己还有点文学追求,就一定要尝试解决问题,不要厚颜地说这是我的特色,这个问题就带过去了,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书乡周刊》:似乎作家都会经历一个从自我经历转向他人经历的过程,对你来说是这样吗?

石一枫:《借命而生》最早的动机是写一个跟我个人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因为陈金芳、安小男里都有一个人物是和我的生活环境相对融合的,就是大城市里知识分子这种人,通过一个桥梁过去找与我不重合的人,而《借命而生》全是与我不重合的人。我以第三人称写与我不重合的人,这可能是一种成熟的方式。

《书乡周刊》:故事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角色,就是杜湘东看守所的警察同事老吴,老吴快退休了,每天喝几口五十六度的二锅头,之前杜湘东看不起老吴,觉得他“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中,后来等到杜湘东经历了一些事,人到中年后,又觉得老吴“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

石一枫:我们可以想象老吴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另一个杜湘东。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最烦的就是我现在这样的人,心想:您一个写作的,一个当编辑的,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时候我没想着当作家,有些很空洞的理想,觉得自己特别厉害,轻轻松松就能伟大,具体怎么伟大也不知道。我经历了二十岁、三十岁、到现在四十岁,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都在经历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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