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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文艺的新时代品质

2018年01月24日16:19 来运:文艺报 赵启鹏

战争文艺应当表现战斗者的牺牲精神和英雄壮举,也应当探索战争的历史意义,但却不应热衷于简单地表现胜利方的欢欣之情。战争文艺更加应该关注的是战争如何影响了人,影响了人的生活、命运、身体、灵魂,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和时代特征的中国故事。

近来,《红蔷薇》《风筝》《芳华》《无问西东》等影视作品成为了热播榜首。这几部作品故事情节生动传奇、战局变化惊心动魄、叙事布局环环相扣、人物形象立体饱满、语言沉稳流畅,结局设置意味深长。然而它们最引人注意的闪光点却却不是这些,而是结尾时主人公之间关于信仰、生命、爱的对白。《芳华》和《无问西东》非正非悲,让人难以用悲喜善恶等字眼简单概括其主旨情愫;《风筝》一剧结尾,呈现出战士的命运漂泊和情感困惑的无力感。《红蔷薇》的女主人公、地下党员夏雨竹在临行前原谅了多年的对手兼好友顾霜菊。她的坚定从容、宽容仁爱、尚和求同,感染和征服了顾,使对手最终拒绝了新的杀戮任务。这里表现了对信仰的坚持,对战争的反思,有对手的尊重、宽容和理解。以上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标志着中国当代战争文艺作品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那就是对生命故事的表达力、对战争和历史的反思力和哲学品质。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文艺尤其是战争文艺作品的自信力开始变得真正强大,因为只有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自信力,才会产生相应程度的表达力和反思力。

回顾历史,中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生成是与近现代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中,使得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阶级及个体意识得以淬炼成熟,古老的帝国才逐步褪去前现代性的因素,成长为具有自身特质的现代民族国家,迈上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道路。1949年后新型的人民共和国把阶级理论、政治信仰和思想资源上升到国家层面,建构起新的现代意义共同体及其文艺表达规范。这种意义共同体和表达规范影响了文艺创作对战争历程的表现、性质的阐释和意义的确认,造就了1950-1970年代《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白毛女》《英雄儿女》《上甘岭》等作品。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建设富强、民主、文明、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成为社会的共同愿望和文化诉求的核心内涵。由此,社会的思想认知模式、组织管理方式、情感追求向度和文艺叙述机制,都开始寻找通向新质的途径。与以往相比,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无论是在审美性的独立、历史性的探索、人性深广度的发掘和对于民族精神传统的多元阐释等方面都有了不可忽视的发展。

就战争题材而言,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大致可以分为绵延续写型、解构建构型、哲理反思型等几种类型。新时期初期以绵延续写型为主,如《长城万里图》《东方》《新战争与和平》《战争与人》《保密局的枪声》《南昌起义》等作品。这些作品对战争进行了回望性的思考,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深化和启蒙理性的回归。但由于创作者们拨乱反正式的“归来者”心态过于强烈,其战争观、历史观的核心仍然是历史目的论和阶级本质论,在创作主旨、审美理念和写作手法等方面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阻碍了作品的表达力和反思力的发展。1980年代之后,战争文艺创作开始摆脱单一性态势,出现了新历史主义倾和重建国族形象意识较强的重构型作品。前者主要有《红高粱》《黑太阳》《酋长营》《沙家浜》《血战台儿庄》《一个和八个》等作品,这些作品对既往书写模式进行了质疑和反拨,对战争残酷、政党纠纷、内斗消耗、人性悲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表现。后者主要有《狼毒花》《走出硝烟的女神》《英雄无语》《高山下的花环》《红河谷》《红樱桃》《亮剑》等作品。全球化语境使民族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回暖,重新历史化的社会愿景成为了战争文艺作品的基调,即在充分展示历史语境中个体生命状态的同时,完成国家对民族/阶级战争历史的建构,这种新的自我建构正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国际新秩序的文化方式。

新世纪以来至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和外来思潮的影响愈发深入,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哲理反思型的战争文艺创作逐步成熟,如《棉花垛》《中国兄弟连》《圣天门口》《狼烟北平》《中国血》《鬼子来了》《紫日》《亮剑》《历史的天空》《集结号》等作品。这类作品对生命个体的战争体验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追问,对国族的宏大战争历史进行了本质性的探索,具有浓郁的生命哲学面向和理性精神的叩问色彩,既摆脱了以阶级本质论、历史目的论为核心理念的单一价值评判体系,亦超越了新历史主义对战争故事谱系的刻意改写与借用,表现出“贵我返虚”的整体审美风貌,以存在伦理的视野来审视历史、战争和人,对过于“实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美学进行了审美的“虚化”性超越。这主要表现为历史苍凉感的现代回归、理性审视下人性善恶的复调叙事、地域文化的审美参与等,呈现出可贵的哲理反思品质,完成了从启蒙救世、政治解放到解构重建再到哲学反思的发展旅程,达到了中国战争题材文艺创作的新高度。所以《红蔷薇》《风筝》《无问西东》等作品才能做到在叙述历史、表现战争的同时,既真切再现了战争年代的惨烈风云,又在再现时拥有着足够的自信,对战争双方的个体都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达到了从容自信、包容悲悯的哲思之境。

究其背景,主要是因为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扩展与深入,中国既在经济层面上走向了繁荣与富足,在国际事务中呈现出底气十足的大国自信,更在哲学、政治、文化领域也建构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新体系,这一体系接续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在开放化、多元化的语境中确认了前行的思想资源。这是一种“以身为天下贵”“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核心的思想。这种理念与西方现代生命哲学、诗性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逻辑契合。这种主体间性使得文艺作品具备了超越性的自我生长力,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哲理反思品质奠定了思想资源。

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只有哲学的历史所具有的自由、丰富的至高属性,才具有认识历史的融合性和平等性,才能够回答和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善恶碰撞、道德凄苦、良善义愤等疑问。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只有从对历史事件和现实状态的自发性描述和规范性思考上升到哲理层面的观照和审美层面的自由表达,才能在生存伦理的意义上获得超越性,以敞开的方式去看到和拯救“在者”,只有做到了超越性的“返虚”,才能达到存在论上的“贵我”,才能获得诗学正义和美学魅力。

战争文艺应当表现战斗者的牺牲精神和英雄壮举,也应当探索战争的历史意义,但却不应热衷于简单地表现胜利方的欢欣之情。战争文艺更加应该关注的是战争如何影响了人,影响了人的生活、命运、身体、灵魂,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和时代特征的中国故事。从1940年代毛泽东提出要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的历史话语、民间话语,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到1970年代邓小平强调文艺作品要围绕着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越走越宽”,再到新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呼吁文艺作品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建构强大的中国梦,中国的文学艺术一直行进在拥有更广阔的包容性、更深刻的反思力和更强大的民族自信力的道路上。因此,虽然不能回避中国文艺的诸多不足,如存在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甚至也有过大量“抗战神剧”一哄而上的情况,但我们相信,有了立足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的底气和全球化的视阙,有了“贵我反虚”的哲学思考品质,有了来源于强大自信的深刻反思力,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有着更加值得期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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