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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变”的时代里守住“笨

——访作家蒋子龙

 

37年前,蒋子龙写《乔厂长上任记》,是被真实的生活所触动;37年后,75岁的蒋子龙下笔的时间少了,但依然关注着急剧变化的社会。

他用“精变”形容现在的时代:各类“精英”、各种“精品”层出不穷,人们追求“成精”,也追求速成。也正因为此,他竭力倡导在“精变”的时代里“反精变”——守住自己,守住“笨”。

心变活了,人变得特别活泛,这就是“精变”

解放周末:您曾说,现在是一个“精变”的时代。“精变”这个词是您“发明”的,为什么会新造这个词?

蒋子龙:最早是文学领域里的一些现象,引发了我的感触。

最近几年,我们这些作家的书的印数越来越低,于是我开始大量阅读网络文学,我想知道是谁把我们这批传统作家淘汰了,是谁把我们打败了。

我最早读的是《明朝那些事》和《盗墓笔记》,读了后非常震惊,发现这些年轻的网络作家确实厉害,一年能写一二十本书,读者众多,点击量很高。

有的网络作家当面告诉我,他一天写1万字,那是不顺的时候,顺起来的话一天能写3万字。我仔细想想,我这辈子一天写1万字的天数,到现在为止加起来不会超过20天。那是在写长篇小说时偶尔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写得比较多。而这些网络作家竟然一天能写3万字,这是一周写一本书的速度啊。而且人家是怎么写作的呢?状态是很舒服的,闭着眼,抽一根烟,旁边有茶、有零食,一边码字一边进入忘我的境界。

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讲的是一个20多岁的打工仔带着他的女儿外出打工,工作之余他常常教女儿认字、写字,到他女儿四五岁的时候就出了一本书,真是厉害啊。

再看看电视,我更加震惊了。在一些节目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小孩,这些小孩个个能说会道,知识量惊人,跟大人对话起来毫不示弱。真是太厉害了,我有时都看不懂了。

解放周末: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比一代厉害,也是自然规律。

蒋子龙:不仅是聪明,而且太聪明。南京大学的王彬彬教授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他说:“中国作家太过聪明,把写作变成了一种聪明的游戏。”我有同感。有的作家,不仅把文学变成了文字游戏。前几年,有作家在北京王府井签名售书,怕没人买,牵了个毛驴到书店,轰动一时。这就不是聪明,而是精明了。

再说家长,现在的家长恨不得自己的孩子都变成“小机灵”“小人精”,从小就各种教育、训练、培养。在一些家长看来,要是孩子3岁能做到的,绝不等到3岁半;如果4岁能成名,千万别等到5岁。

现在有一个经常讲的词叫“转型期”,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进入了社会转型期,转型已经转了30多年。现在老百姓都明显感觉到社会在变,世道在变,人也在变,但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觉得,变来变去,人心变活了,人变得特别活泛,这就是“精变”。

出名要趁早?白素贞还修炼了一千年呢

解放周末:这样看来,您所说的“精变”,似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褒义词。

蒋子龙:我觉得“精变”还包括另一层含义:就是想走捷径,希望一瞬间、一朝一夕,甚至做一场梦就成功了,押一次宝就成功了。这很糟糕。

书法界有一段时间盛行“丑书”。所谓“丑书”就是鬼画符,有人靠写“丑书”很快出名了,还当上了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有人说这是毕加索开了个坏头,但人家毕加索有基本功。现在一些书法家写不好楷书,就直接鬼画符,美之名曰“追求变化”。关键是书法评奖时鬼画符还拿了奖,正儿八经写楷书的却拿不到奖。

解放周末: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这句话现在非常有市场。

蒋子龙:有些人想方设法出怪招,走捷径,就是想要出名,越早越好。但你看,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耳熟能详的妖精——白素贞和小青,人家还修炼了一千年、五百年呢。成“精”也要有一个修炼的过程。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为什么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精变”?

蒋子龙:“精变”的推手,就是名利二字。其实我们今天谈的“精变”现象,并不加褒贬色彩。大多数的老百姓追求“成精”,无可厚非,大家都想过得好,“成精”是为了追求成功,追求强大。

所以这个“精变”,可以往好变,也可以往坏变。往好的方向变,比如创造发明多了,生产效率提高了;往坏里变,就是一句话——让自己的利益扩大化,损害别人损害国家都无所谓,只要让自己活好就行。人的内心欲望膨胀得太厉害,导致越是单纯的人,在这个社会里越感到不自在。

当作家只盯着钱包时,还能指望他写出穿越世俗到达灵魂的作品吗

解放周末:如果都追求“精变”,会有怎样的后果?

蒋子龙:举个例子,文学就因为“精变”受了害。

我读网络文学,读多了以后发现,网络文学也是泥沙俱下。这批作家确实很有才华,但赚钱太容易了,构成了巨大的诱惑。

不仅网络文学,现在的文学作品,大多思想贫乏,这个观点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我们国家每年有几千部长篇小说问世,大部分都无法卒读,他归纳原因,就是没有一部书能够支撑或者营养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良知的象征就是文学,而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思想和情怀,那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的作家大多数是出一个聪明的点子,然后往歪里写,写写鸡零狗碎。我最近一次当文学评委是在去年,读完那些参评的中短篇小说,我跟《人民文学》的主编交换意见,我说怎么写的尽是三角、五角恋爱,办公室做爱?都是在猎奇,在往脏里写。即使有些写生活的作品也往往沉不下来,真正的精神含量不足。

还有一些作家是有精神、有追求的,但是格局、气象显然不足。为什么?因为“精变”。生在这个“精变”的时代,他们不得不经常出书,需要维持一定的频率,他们怕一不出书就会被人忘记,就会被人认为江郎才尽。所以他们耐不住寂寞。当然也不能怪他们,我们不能用曹雪芹时代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作家。

还有一个现象——现在的作家也流行炫富。有作家富豪排行榜,公布谁的版税收入多少,如果一个作家能进排行榜,那是了不得;可是第二年名字又没了,焦虑得很。我周围还有些作家,被请去写影视剧本以后,突然变得趾高气扬。大家谈话的内容,变成了刚卖了多少版权、刚改编了一个什么电视剧之类,讲话的腔调也不一样了。有个很明显的事实——参与了电视剧剧本写作的许多作家,想重新回去写小说,再也回不去了。

当一个作家像商人一样只盯着钱包,你还指望他能写出什么穿越世俗到达灵魂的作品吗?

解放周末:文学的“精变”是社会精变的一个反映。

蒋子龙:是的。不光是文学,我们的文化也出现了世俗、低俗和恶俗的趋势。明星们现在赚钱非常容易,天天在电视中抛头露脸。对他们来说,曝光率就是口碑,新闻越多越好,管它是不是丑闻。为了票房、收视率,有的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更是在消费经典,糟蹋文化。

虽然这几年的国学热有成效,但还是有点虚热。有少数人拿国学装腔作势,达到让自己成功、让自己成名的目的。所以我担心过一两年后国学热会反弹,会出现“国学冷”。为什么呢?有些小孩去参加国学班,穿上汉服,读《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一开始很新鲜,但等孩子们上了学,语文数学都补不过来,看看这些东西学了完全没用,就会扔掉不学。

因为“精变”,我们已经把工匠精神搞丢了

解放周末:当人人都想走捷径时,就没有人愿意下苦功夫,下笨功夫了。

蒋子龙:是的。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弘扬工匠精神,但我悲观地认为,因为“精变”,我们已经把工匠精神搞丢了。

过去,工匠精神是一个车间的命脉,一个车间的信仰。我中专学的专业是热处理,曾在车间里当锻工。锻工就是铁匠,劳动8年下来,我的技术已经很不错了,能独自打一个82公斤重的零件。

那个时候,工人们的信仰,就是手艺,也叫手艺道。手艺道是一种精神。在我们车间里最受尊重的人,不是党支部书记,不是车间主任,而是一个资本家。他姓王,是一个八级工,他原来开铁匠铺子出身,手艺很好,没有打不出来的东西,车间主任、技术员有问题都得去找他。

所以,工匠精神是工业产业的灵魂,是工业产业的基础。没有工匠精神,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怎么支撑?现在媒体上经常发表文章,谈什么是工匠精神,但很少真格地落实到人身上。谁有工匠精神?工人有工匠精神。而现在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当工人?当工人就是混饭吃,哪有工匠精神可言?

过去我上学的时候,天津市有很多技校,技校毕业后就是二级工。我所在的班有30多人,只有1个人毕业后愿意当见习技术员,其他都愿意去当工人。因为当工人可以成为大工匠,成为大工匠是很牛的事,甚至相当于现在的明星。而今天,谁又会把一个有技术的工人当明星看待啊?

解放周末:您曾在工厂里待了整整25年,您认为工匠精神应该如何重整旗鼓?

蒋子龙: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有一个“学徒工奖”,专门奖励优秀的学徒工,每年一次,由公司的总裁发奖。人家不提工匠精神,但这就是工匠精神。

有一年我去美国,因为牙疼去医院看病,正好看见一个电工在换电灯。他先在墙上打个眼,钻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粉尘正好落在里面。他一只手托着钻头,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簸箕,把零星的灰尘兜住。打完眼后把灯装上,再把四周收拾干净,转眼就走了,不留任何痕迹。其实,工匠精神不仅是技术好,更是态度好。我干这个活,我觉得自己很快乐,我精益求精,对得起手艺道。

现在我们连马桶圈也要去日本买,我们才想起来工匠精神。这其实是我们的文化、制度出了问题,到处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如果不从根子上改变,不把“精变”纠正过来,喊再多的口号也是没有用的。

守住自己,就是把住自己的脉搏、自己的心跳、自己的感觉

解放周末:在这个“精变”的时代,我们每个人该如何应对?

蒋子龙:最好的一招就是“反精变”,守住自己。

中国的古人认为,有一种天赋是“笨”。笨也是天赋,好多名著都是靠“笨”产生的。像曹雪芹这样的大才,他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没饭吃,有时累得吐血,他是用损耗生命换来了一本书。现代人能理解吗?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就是两个字“守拙”,守住笨。你不要老是跟着社会风气走,不要老是变来变去,要定住自己的魂儿。

所以,我们可以掂量一下自己,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精”的,那么我就当自己。怎么当自己?非常简单,你自己有什么,就守住什么。守住自己,就是只听自己的,把住自己的脉搏、自己的心跳、自己的感觉。

我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我的一位朋友的真实故事。她是一位40多岁的知识女性,丈夫在一家大公司里任常务副总,事业风生水起。她丈夫的工资卡一直在她手里,有一天,我这位朋友脑瓜一热,对她丈夫说,你的工资卡还给你,我的工资可以养活我和儿子,我们不需要你的钱。假如你为了钱犯了错误,与我们母子无关,你别指望你进了监狱,我会给你送饭,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她丈夫一下子就傻了,说你怎么咒我呢?这位朋友说,我看你现在太牛了,不放心,你现在说起话来调子都不对了。她丈夫说,那你看怎么办?她说,在你换工作之前,咱们先搬家。他们当时住在公司给高层买的公寓里,几位老总都住在一个小区。几天以后,两口子搬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接着,她丈夫开始四处找工作,最后自己创业开了一家高科技企业,干得不错。隔了一年多,陆陆续续地,原来那家公司的其他几位副总都因为贪污进了公安局。

这个故事,就叫做守住自己。

解放周末:回到您熟悉的文学领域,您觉得文学能守住自己吗?对于文学的未来,您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蒋子龙:我预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悲观的,这个世界永远“精变”下去,就像美国学者库兹韦尔预言的那样,世界将进入一个拐点,2027年人工智能将全面战胜人脑,2047年机器人和自然人的混合人类将诞生,到那时人类的末日就快到了。库兹韦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如果他的这些预测都应验的话,文学没有希望,未来的文学必然会向网络文学演变,变成一种娱乐消遣物。

还有一种是乐观的。这个“精变”期不会无止无休,总有一天要反弹。“精变”时代的文学虽然可读,但好作品太少了。未来的中国文学,会有一部甚至几部伟大的作品问世。

现在如果你到英国去,几个英国人凑在一起,他们必定会说出几本书是大家都在读的,而我们中国现在很少有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到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本大家都愿意读的好书,它一定有中国的民族精神在里面。你看好莱坞总是在展示美国精神、美国英雄,我们13多亿人不可能没有精神,所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本书诞生,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它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文化的作用就是“化”,文以化人,因此这部作品将会提供一种精神,提供一种榜样,提供一种力量。它符合这个时代,让人心服口服。我比较倾向于这种乐观的预测。

人物小传

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河北沧州,1979年以 《乔厂长上任记》广为人知,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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